2月23日，曾经一度被认定为“政治边缘人物”的弗里德里希·默茨，以29%的得票率精准空降，成为新一任德国总理。

他在胜选演讲中说道：“当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在施压时，欧洲必须学会自己走路”。言外之意，他想要带领欧洲实现真正的联邦独立，方式是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以及对俄国的能源依赖。

（德国基民盟主席、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

除去军事和能源，德国的经济，则要依赖中国。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开始，中国连续九年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在2024年被美国反超，但中国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进口国。

然而，默茨在经济独立的战略上，却彰显了德国人的严谨保守和现实主义。他一边选择与中国友好合作，一边又倡议去风险化脱钩。这个“钩”则主要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议题下所指向的新能源领域。

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暴露了德国新能源战略的根本性困境。

技术换市场，风水轮流转

众所周知，德国是汽车工业大国，也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十几年前，当时在任的前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技术转让和合作研发，进入中国市场，帮助中国在汽车、制造、交通、化工、能源、医疗等多个领域提升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德国企业也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业务扩展、利润增长和品牌溢价，奔驰、宝马、奥迪，德系三巨头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公民心之向往的豪华车品牌。“技术换市场”的模式让中德两国实现了双赢。

但或许德国没有想到，当他们想以内燃机的专利锁住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工程师正在创造一条“市场养技术”的逆袭路径。

时代发展下，中国新能源汽车跑出了一条新赛道，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份额占到70.4%。而我们不仅拥有最大的市场，也有最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最先进的技术。

目前，中国已经掌握了全球七成以上的锂精炼产能和技术专利，这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核心。从制造端的原材料到电池、车机、整车，中国有着完整且成熟的生态链，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上一任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欧洲对华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征关税的事情上，一直高举反对大旗。因为他很清楚今日不同往日，德国乃至欧洲，无法在不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情况下满足电池制造产能。这对以汽车工业为经济主体的德国而言，是致命的。

这样的中式逆袭，在光伏产业也早已上演过。

2011年，当欧盟对中国光伏实行“双反”调查时，整个欧洲的光伏市场占据了全球市场的七成左右，其中德国就占到42.3%的份额。

而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光伏在全球的占比已经高达85%左右，德国却缩水至3.1%。曾经的德国光伏巨头SolarWorld也在早年间承受不住市场压力，宣布破产。

这样的主场逆转，让默茨在尚未执政时，就曾不止一次提出中国是德国的系统性竞争对手。他想要摆脱对中国关键技术的依赖，维护本国的供应链安全，但又迫于现实情况，不得不保持合作。这就像是一边戴着中国制造的氧气面罩，却又试图摘掉它尝试自主呼吸。

中德产业链，解不开的技术共生体

中国这些“当家做主”的数据，是否代表了中国品牌真的侵占德国，剥夺了德国当地企业的利润呢？

杜春国总领事曾在德国《商报》中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揭示了一些真实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外出口仅占12.7%，大部分为本国消费。其中比亚迪和蔚来两大中国品牌在2023年德国注册的新车加起来不及德国大众的十分之一。2024年第一季度，比亚迪在德月售量也仅仅只有200辆。

另一方面，2023年1月，中国动力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在德国图林根州的超级工厂正式投产，成为观察中德产业融合的微观样本。

这座投资18亿欧元的工厂，首次实现了西欧大规模电池生产，不仅为德国本土的宝马、世博、戴姆勒等汽车制造商提供了定制化电池解决方案，更将德国工程团队研发的固态电池技术与中国企业的规模化制造能力相结合。这种"德国设计+中国制造"的模式，正在重塑全球新能源产业的权力格局。

所以并不像中德之前的“技术换市场”战略的完全对调。中国将技术授权到德国乃至更多欧美国家，一方面是出于化解《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新电池法》《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这一系列对华不平等贸易政策带来的危机，一方面是将中国的成本优势带去德国，实现汽车大国的同生共长。

对德国而言，强硬脱钩更容易造成机遇的流失和经济的退坡，因为中德早已成为汽车产业上的共生体。

气候危机的倒逼，掀不开的合作穹顶

这种共生模式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层面，亦如此。

莱茵河是德国重要的经济输送通道，但自2022年以来水位多次降至历史低点，成为德国能源转型紧迫性的关键导火索。

事实上，德国近些年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已经达到62%，且其中风能贡献了33%，光伏贡献了20%；为此，德国政府还计划到2030年将光伏发电和风电的占比提升至80%，并提前至2035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

与此同时，德国也在迅速减少对俄气的依赖，从2021年的55%降至2024年的35%；并逐步关停最后几座核电站，大力推动储能、氢能、电网扩建等领域的投资。

然而，快速的转型给德国当地企业和居民带来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几年，德国电价远高于欧洲平均水平，许多能源密集型产业因高昂的能源成本被迫削减产能。究其原因，是自主托底能力不够。

一方面受地缘政策影响，俄气价格飙升；一方面是本地核能和煤电淘汰导致能源短缺，供不应求造成的市场动荡；还有一方面，则是本地新能源产能的不足，以及新能源供需错配的全球性难题。

就目前德国在光伏领域的装机来看，87%的太阳能设备来自中国进口，且德国用于新能源相关产业的矿产，包括镓、锗、锂、钴、钨等，绝大部分均来自中国。如果试图脱离中国，全靠本国现有资源和技术重振光伏产业，几乎是天方夜谭。

默茨在此次外交政策中强调，计划新增10万套光伏装置，明确了需求，也预示了中德在新能源领域的未来合作趋势。但同时，他也主张反对激进的减排目标，支持延长煤电和核电使用。说明他同时希望给德国一段调整时间，实现能源自给，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种妥协与博弈并存的模式，或许正是未来中德新能源合作的常态。

但不得不说，中德两国在新能源领域正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所谓的“去风险化”，其本质恰恰是建立更紧密的风险共担机制。不管是用谁的技术撬开谁的市场，或是用谁的市场换取谁的技术，在气候问题面前，都将是引领人类文明向绿色纪元跃迁的共生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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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标题 : 能环宝：默茨掌舵中德关系，新能源合作能否在现实主义与政治博弈间找到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