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投资的快速膨胀，改革开放30年来，GDP每年以近9.8%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有6-8个百分点是由投资贡献的，只有2--4个点是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95年--2010年GDP年化增长率是9.92%，但固定投资增长了11.23倍，年化增长率达到20%，占GDP的比重高达41.63%。

　　固定投资的快速增长，导致各行各业产能严重过剩。而制造这些物质的原材料，包括NDI37.5%过剩，TDI60%，聚乙65%过剩，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必然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长期的萧条。”股市也陷入长期的去库存化而牛短熊长。

　　过度投资，重复低水平建设，导致我国经济效益低下，职工文化水平和职业能力低下，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据央行《东亚经济半年报》显示，中国劳动力效率在全球非常低下，2010年只有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一半，也不如拉美国家。吴敬琏等人对苏南企业的调查表明虽然经济在增长但全要素生产率却在下降，这与世行的报告得到相呼应证。股价是公司内在价值的体现，对一个内生性价值逐渐萎缩的企业而言，股价也将慢慢走入熊途。

　　为了量化我国资本的利用率，有人计算了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表明，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她计算了中国1978-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呈下降态势，因此在央行收缩银根后，实体经济马上陷入困难，GDP也出现快速下滑，表现在股市，个股的收益除银行外出现了近10%的负增长，库存高企，现金流更是快速萎缩甚至变负。与投资相关的钢铁水泥更是陷入全行业亏损，光伏风电也被欧美截杀陷入全行业停产或半停产。

　　因此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不是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是一种经济的粗放性投入所致，经济虽然快速增长，但单位资本的含金量和资本的利用率却极低，如钢铁和光伏更是全行业亏损，良好的经济与股市的背离就不难理解了。

　　虽然GDP仍以8%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我们去看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就会发现很不乐观，尤其是地产钢铁汽车光伏等企业，现金流快速萎缩甚至为负，企业的库存也快速增加，显示企业的利润并非来自于经济增加值而是一种金融杠杆效应，经济体内资本的增值效应将快速降低，股价也难以连续上扬。由于没有现金流，深发展连做三年铁公鸡也就不能理解了，尽管利润可观但它根本无钱可分。

　　但是股市与GDP的严重背离，经济面只是有一个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真正导致股市低迷的还是股市制度本身。

　　再者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老问题了，资本市场不是一个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可以分享财富的地方，三高发行，包装上市，导致资本市场蜕变为发行人保荐机构和承销商掠夺投资者财富的一个令人厌恶的场所。黄金再贵重也有个价，股票的好处都被发行人和中介机构预先吃完了，留给投资者是一个高市盈率高风险的二级市场，如海普瑞从188元跌倒现在40余元，如果仅仅是个别现象无足为奇，但在A股是普遍存在，这个市场就只能选择下跌这个颓废的事实了。

　　过去十几年里，国外上市公司的数量急速减少。自1997年以来，美国减少了38%，英国减少了48%。1980年-2000年期间，美国股市IPO的数量为平均每年311家，而2001年-2011年期间则降为99家。1980年-2000年期间，平均每年有165家小公司准备启动IPO，而2001-2009年则降为30家。国外公司更喜欢发行债券，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公司在排着长长的队伍，花重金公关上市，股价就高不就低，凸显圈钱的本性，在市场低迷时，像中交股份等折价也要圈，显示发行人涸泽而渔式的圈钱冲动是多么的强烈，股票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也就不足为怪了，供过于求价格只能是低于其价值。

　　可见，我国经济的好与股市的熊并不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非但没有提高单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反而在近年有下降的趋势，这种虚火的经济是不能支撑股市向好的。相反投资者要为这好的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并承担没有回报的苦果，原本寄希望于资本产蛋的投资者，但现在成为了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合谋欺诈的牺牲品。

　　在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亏损是制度造成的，股市不做顶层改革，投资者将一如既往的亏损，不要抱牛市的念头，那只是一座诱人的海市蜃楼而已，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忽悠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而已，入市的希望越大，你的失望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