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指标管控思路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和规律相悖

他认为，当前通过指标控制光伏发电规模的管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场化条件下产业的健康发展。但目前也有观点提出希望将分布式光伏一并纳入指标管控范围。事实上，在过去五到十年，得益于中国光伏应用的蓬勃发展，产业链上中游新增产能不断增加和更替，有效带动了技术不断革新和改进，设备不断迭代升级，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使得中国光伏产业赢得了全球发展先机及绝对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让欧美日韩等国在中国产业的巨大压力下，几乎失去了新旧更替、技术迭代的条件，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因此，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促使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断降低的关键因素，无论集中式还是分布式都应在条件具备时停止指标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成本下降速度将大大减缓。

2020年前后可实现平价上网 补贴不会无限扩大

他还指出，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曙光已经出现，补贴并不会无限扩大。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表示，力争在2020年实现光伏发电用电侧平价上网并尽早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报告显示，我国光伏发电更大规模应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实现平价上网、不再需要补贴，此前已建成项目的补贴将在2022年至2025年间达到峰值，补贴金额在1000－1750亿元之间。据统计，从2008年到2017年，国家共计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超过1万亿元，平均每年的补贴都在1000亿元左右。为了从根本是破解我国雾霾问题，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庄严承诺，实现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保障光伏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支撑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这部分补贴。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发展四十年，但光伏指标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依然存在，指标如何合理分配不仅让各级能源部门累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制”并存更滋生了大量权利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短期内再去加指标的老路子，既无必要也不合理，更不符合改革开放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建议摒弃用指标控制发展规模的旧思想，充分尊重市场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用市场化机制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推广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促进更多购电方和发电方直接市场化交易，促使光伏电力消纳和去补贴的完成。此外，建议通过竞争性招标的方式，让企业充分接受市场考验，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并引导产业向规模合理化方向发展。

二是建议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作为绿色电力的光伏发电，理应成为国家充分鼓励和支持的重点产业。因此，针对光伏发电行业特性，建议明确全部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其附加，因为对于这个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环境安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产业，对于这个作为打赢“环境扶贫”、“空气扶贫”攻坚战主力军的产业，国家完全有必要、有理由为它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提供一条绿色发展的通道。同时，呼吁国家实施全面减免从光伏原材料和设备制造，到光伏发电各个环节的相关税负，从总量上计算，这部分税费也并不会对我国当前财政收入造成大的影响。

三是建议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市场化机制方面，建议全面推行碳税政策，同时辅之以“绿证”制度。按我国每年消耗40亿吨煤炭计算，燃烧这些煤炭将排放10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的碳税，我国每年可征收1000－2000亿元资金，将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此外，通过收取碳税还能进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费用，从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费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雾霾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在当前减税轻负的大背景下，不适宜立即开征碳税，只要以足够的高度去认识，我们也能够从现有财力里作出有效安排，通过政策性措施予以应对。从2008年至今，国家为防止污染气体排放，已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10年时间，投入了超过一万亿元资金。而光伏产业作为关乎全国人民呼吸健康的战略新兴产业，国家更应该、更有理由在一段时间内扶持它的发展，我国财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撑其峰值时每年1000－1500亿元的补贴金额。因此，无论运用市场化机制还是政策性措施，我们都有能力、有条件解决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