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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企业和政府的“纠结情”

  其次,地方政府为光伏产业的过度发展提供了错误激励。中国光伏产业迅速崛起,不是因为中国光伏企业的技术如何领先,而是因为中国的污染成本极为低廉。不仅如此,地方政府还常常为光伏企业提供大量的电费补贴,而电费是光伏企业主要的成本因素之一。由于这样的扭曲激励,中国的光伏企业拥有了欧美企业难以奢望的成本优势。国内光伏企业普遍采用电弧法用炭还原制取低纯度的工业硅,然后作为工业原料常常以1美元/公斤的极其低廉的价格卖到国外,工业技术极为简单,却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同时带来极为严重的环境污染。2011年晶科能源在海宁的工厂就因为污染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生产线被迫关闭。国内太阳能电池98%用于出口,相当于大量输出国内紧缺的能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光伏企业是“黑了中国的环境”去帮助欧美国家实现“绿色”。

  在地方政府的助推下,光伏产业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为今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中国2011年的光伏组件总产能达30GW,而全球装机量预计只有20GW,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再次,地方政府阻碍了光伏产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地方政府出于形象考虑,不愿意自己支持的光伏企业倒掉,遂动用公共资源为光伏企业提供支持。结果,那些本应自动出局的企业得以苟延残喘,这就无法消除过剩的产能。最终,所有光伏企业都在地方政府卵翼之下痛苦地煎熬。除了面子因素,光伏企业也绑架了一些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2011年1-5月,赛维LDK在新余高新区纳国税40412万元,纳地税19975万元。所纳国税占高新区光伏企业纳税总额的93.6%,所纳地税更是占到96%,是全市居首的纳税大户。据报道,赛维实际上已经申请了破产保护,但却被江西省政府驳回,因为江西无法承受这样一家大企业的倒掉。

  如果冷静分析一下全球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难理解这场危机的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前期通过扭曲性激励导致了光伏产业的过度投资,如今又试图以阻止企业破产的方式影响正常的优胜劣汰。从单个光伏企业来看,地方政府的确是他们的救星;但放大到全行业来看,地方政府实则“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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