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绿色技术所需资金量远超VC供应能力，需要政府的持续扶持并上市融资

KPCB很快意识到，绿色技术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很大，远非力所能及，需要政府给予扶持，并快速实现上市融资。因此KPCB尝试推动成立美国能源科技创新委员会，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行业的发展。

2005年，作为能源政策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贷款担保计划，初始授信为40亿美元，但迟迟未能实际落地。大多数的应用项目，仍然徘徊在等待能源部批复的路上。直到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贷款程序才有了转机，管理机构承诺使用联邦资金来刺激他们反复宣称的“清洁能源经济”。

联邦政府投入到清洁能源上的资金让风险投资商相形见绌。仅贷款担保计划一项就为28个项目准备了超过160亿美元的资金，政府部门还通过税收抵免注入121亿美元的额外拨款。即使这样，美国两党一直以来对清洁能源政策的分歧，导致来自政府的支持也是不稳定的，标志性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直接废除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

虽然政府资金是助力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但绿色技术企业最终都需要走上市场化的健康发展之路，绝不能长期依赖政策扶持。在奥巴马政府的激励之下，很多绿色技术企业仍然无法同时打通任督二脉，迈过上市融资的坎。很多绿色企业不敢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由于缺乏清晰的商业模式，绿色技术在盈利回报上并不稳健，很多企业虽耕耘多年，但实际销售的增长率少得可怜。

5． KPCB自身存在问题，投资能力与期限都需要与绿色技术匹配

当KPCB将目光从互联网转移到绿色技术时，他们的投资能力明显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会被Terralliance这样的公司忽悠。

KPCB具备比较优势的“能力圈”在于互联网，而互联网与绿色两个领域对于投资人的素质要求以及对产业的理解力完全不同。因此，KPCB没有意识到投资绿色技术的公司，所需的资金量如此庞大，投资周期如此之长，所需要的产业知识如此繁多。

由于绿色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漫长的积累，而KPCB受到风险投资期限的制约，把握投资期与退出期的节奏，因此KPCB逐步将投资重心从初创型企业转向中后期企业，这对KPCB的投资能力又是一次新的考验。单笔投资额的加大，让KPCB面临更高的风险。

其实绿色技术与互联网投资，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可以兼顾。

比如红杉资本，当年除了投资YouTube和LinkedIn以外，还投资了14家替代能源公司，其中之一便是知名的A123 Systems，如今的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当初极力推崇绿色投资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以《难以忽视的真相》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杜尔的绿色投资受其很大影响），在他创立的GIM基金中，根据在SEC 13F表格中披露的持仓数据，投资于完全属于绿色技术的企业凤毛菱角，更多的企业横跨绿色与互联网领域。

如今绿色投资的范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站在如今这个时点复盘KPCB的得失，这个立场本身就具有hindsight bias（事后诸葛亮）。回到十几年前，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会做出比杜尔更好的决策呢？看过KPCB的故事，我想我们都有能力克制all in绿色投资，all in元宇宙，all in XXX的冲动。

绿色投资并不是一个前人没有看到的大金矿，而是一座没有捷径、需要费力攀爬的险峰，已经有前人知难而返，也有人穿越周期，继续披荆斩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下这个时点，天时地利人和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新的维度或者新的高度呈现出来，让我们有能力去尝试求解前人还未解决的问题。

1． 绿色技术的成熟度提升，市场需求逐步明确

经过多年的洗礼，风电、光伏、锂电等产业逐步进入成熟期。与之相伴的绿色技术投资浪潮，相比过往，确定性提高许多。根据落基山研究所对历史经验的分析表明，当新的颠覆性技术市场份额达到3％左右时，产业就到达了它的临界点，新技术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历史上看，美国马车需求量峰值出现在汽车保有量达到3％市场占比时，英国煤气照明需求峰值出现在电气照明市场份额达到2％时，而美国固定电话用量在无线电话市场份额超过5％时开始大幅下降。

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零碳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的临界点时刻。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站在了全面占领化石能源技术市场的临界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在技术创新、边实践边学习以及规模化推广应用等方式的联合作用下，太阳能、风能、锂离子电子电池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分别下降90％、60％和85％。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全球电动汽车2019年年销量已经占到乘用车总销售量的2．6％，2020年占比接近4％；2019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7％，风电发电量占比在2018年已接近5％；风电和光伏2018年的新增发电量分别占到了总新增发电量的14％和11％，2019年的新增装机占总装机更是分别达到了22％和45％。

经过多年的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光伏、风电的建设成本优于煤电，仍在持续降低，而且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边际运营成本接近于零，因此，前期与化石燃料脱钩，并将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明智的商业决策。

2．绿色投资的财务模型发生范式转移

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舆论指针从“绿色泡沫”转向了“碳泡沫”一端。在《零碳社会——生态文明的崛起和全球绿色新政》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大胆预言，由于化石燃料工业文明的崩溃，“碳泡沫”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

人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涵盖从地下开采化石燃料，并利用化石燃料生产和输配能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的成本都很低。这也就导致化石燃料太便宜了，他们的价格中并没有计入气候变化带来的真实成本，碳价（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清洁能源难以与之竞争。

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交易方在政府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之下形成价格。

全球碳排放市场在2005年诞生。2005年，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碳排放权成为国际商品，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基于碳交易的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掉期产品及期权产品不断涌现，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报告，2008年全球碳排放市场规模扩张至1263亿美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碳市场正在吸引更多投资目光。2021年7月，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标志着我国碳交易迈入一个新时代。

一些绿色企业已经从中获益，最明显的例子，2022年1月，特斯拉公布了2021年度第四季度和全年财务报告，数据显示2021全年营收538．23亿美元，总毛利55．1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特斯拉依靠出售碳积分获得14．65亿美元营业收入。

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出“绿色溢价”，这是一个与碳价相互联系，比碳价更广的概念。绿色溢价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工具，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碳中和实施路径上的关键时间点与指标。